选自《文物世界》2012年01期，刘兴利。

山西大同，是中国最早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1]。域内现存众多历史遗迹，坐落在城区鼓楼东街大庙角的关王庙即是其中之一，现仅存正殿。从其建筑构造特征分析及相关地方文献予以佐证，基本可断定为大同现存唯一一处元代建筑，因而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据记载，清代大同城内有五座关庙，城外有七座[2]，以鼓楼东街的关王庙最大、最古老，故被称作“大庙”[3]。原建筑群落沿南北中轴线依次为戏台、山门、钟鼓楼、献殿、厢房、正殿、后殿等。除正殿外，余皆毁，均为新建之物。

一、建筑概述

（一）戏台[4]

该戏台坐南朝北，平面凸形，台口一面观，前后复合顶制，前台卷棚歇山顶，后台硬山顶。筒瓦灰脊，垂脊与短戗脊接处置有龙形兽头，四角微翘。悬匾一块，上书“演真楼”（图一）。石基东西9.70米，南北10.40米，基高1.30米。戏台通面阔7.94米，通进深10.40米。前台进深6.90米，后台进深3.50米。三层莲花座柱础，高0.30米。柱顶石东西0.50米，南北0.58米。檐柱用材硕大，收分明显。檐柱上置大额枋，二者相交于柱头并出头。东西柱头正面各贴一泥塑兽头，螺旋发髻。额枋上施平板枋，斗栱五踩单翘单昂，琴面昂，昂嘴作马蹄形。正面8朵，山面各5朵。蚂蚱头耍头。外拽瓜栱刻作小型云栱，用材单薄。栱垫板等距刻出镂空人字形。仔角梁套兽。老角梁与仔角梁后尾搭置四架梁上。沿面阔第二个耍头后尾延伸相交于四架梁，两山面沿进深向第二个耍头后尾亦延伸相交于四架梁。檐椽尾部搭在下金檩上，花架椽搭在罗锅椽上。四架梁上置踩步金以承接山面檐椽。双架梁上立两根童柱直撑两根脊檩以形成过陇脊，脊檩间用横木相连。双架梁与四架梁接点于前台形成双垂柱，柱头刻作束腰莲花，柱底部绘有莲心。垂柱中做有装修，骑马雀替，横批板有五幅彩绘，最外侧两幅已无法看清，中央一幅绘八仙故事，但中间人物似佛教之弥勒佛形象，僧道在此融合，正是大同当地泛神崇拜的信仰观的生动反映。中央两侧相对绘两幅“山川海浪图”。东西南三侧双架梁与四架梁之间亦有三幅彩绘，可惜已无法看清所绘何物。

前台进深三间，后台进深两间。前台六架梁对后台五架梁。台上木柱三排，前后台共用一排木柱。前台六架梁二分之一处沿面阔向施一大由额，由额两端置六架梁中部栌斗内，上方承接四架梁。四架梁前端与垂柱交，尾部（有护朽痕迹）伸出至后台，但未延至后墙，可能因木材长度不够所致。硬山三架梁搭于前台四架梁上形成拼合料延至前台垂柱。脊部使用人字叉手，叉手上置水平横木。脊瓜柱有角背。前台原三面围有石栏，上置石狮，现不存。柱顶石沿面阔、进深向刻有石槽，额枋及六架梁下等距置有铁钉，疑与石槽置入物共同构成某种装修，以备演戏之时场上之需。戏台后墙顶部开圆形窗孔两个，外直径1.24米，内径0.86米，凸起0.03米，莲花瓣纹饰。后台西侧石基置有“水舌”，正脊下方山墙两侧各有“凤戏牡丹”高浮砖雕一处，一瓣三花，凤翔其中，神态逼真，寓意“富贵吉祥”。

（二）正殿

关王庙正殿为元代遗存建筑，先后为市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图二）。据记载：“（大庙）在鼓楼东街，创建无考。元泰定间敕降封号，紫石小碣今不存。明景泰、隆庆、嘉庆、万历间相继增修，俱有碑记。国朝康熙三十二年重修。乾隆二年知府屠嘉正、知县李柏馦增建飨殿。三十八年知府吴辅宏、知县虔礼宝重修。壁间有明巡抚翟鹏谒庙诗碣，道光九年重修。”[5]据此，可知此庙最迟应建于元泰定年间，距今至少已有682年，现仅存正殿。

正殿前为献亭，卷棚歇山式建筑，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四面敞朗。琉璃剪边。外檐斗栱正面12朵，山面8朵，各出三跳。斗栱华丽繁密，用材纤细，檐下额枋与柱端施雕花雀替，用材较小，装饰功用增强，为典型清代形制。献亭石基距正殿石基纵向6.70米。

正殿歇山顶，顶覆黄、蓝、绿三色琉璃瓦。面阔三间，进深三间，明间5.45米，次间5.06米，明次间均施六抹隔扇门。石基高0.13米。外檐斗栱五踩单翘单下昂，角科斗栱五踩单翘单下昂，用鸳鸯交首栱。柱头斗栱二攒，平身科斗栱六攒，昂嘴扁平，用材较大，风格古朴粗犷。老角梁、仔角梁前端均有铁马，仔角梁套兽，戗脊顺置走兽3个，前端骑鸡仙人。山墙收分明显。东山墙嵌有大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重修义男圣贤庙记》壁碑一通。凡此，综合其建筑构造特征及相关地方文献佐证，可断定关王庙正殿为元代遗存建筑物。

正殿前原有铁经幢一座，毁于1959年[6]。大同关王庙，虽仅存正殿，但仍可看出原建筑群落规模宏大，布列有序，结构严谨，虽正殿在明、清两朝屡有修葺，但其结构特征、建筑风格仍存元代风貌，是大同现存唯一一座元代建筑，因而有着极其重要的文物价值。现今的大庙角关王庙以正殿为中心，新建戏台、山门、钟鼓楼[7]、献殿，东西厢房及后殿，使该庙得以一个完整的建筑群落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堪为盛举。

二、《重修义男圣贤庙记》考述

关王庙正殿东侧山墙现存完整壁碑一通。碑高74厘米，宽120厘米，右起竖书，正文32行，495字，正书（图三）（碑文详见附碑1）。

此碑为大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重修正殿之记录，镇国中尉鼐铣手书。碑文概述关王庙由来久远，“殿廊耸翠，曲制恢宏，奇观佳境”，因工程浩大，故非一时经一人建造而成。代王府各府宗亲官宦信士推重关王圣诞，于殿前献供做醮并斋众。因正殿遭风雨侵袭逐渐颓废，故于旧基处重新修缮，“稳脊宝瓶，毁坏者更换之，椽木砖甃残缺者增补之”。众人缘力尽心，遂“焕然聿新，瞻眺成迅，怖惧神威”，盖“庄严法象，丹垩榱角，使天下之人拜其下者，莫不惧恶悔罪，迁善改过，而不敢越其有切于风教为何如。”[8]大略其用意在于以宗教信仰崇拜来钳制普通民众，使其在“高台教化”约束下结成一个相对一致的道德共同体，并通过某种共同认可的仪式将这种对道德的认同体现出来。可以这样说，在人们参与仪式活动的过程中，具有一种教化（培养）个人情操的作用，而这种个人情操的保持，则是社会秩序赖以存在的基础。于是乎，关羽身上的“忠”“义”便被人为的无限放大，且作为精神模范深深烙印在这个道德共同体内每一个成员心灵之上，最终达到“齐民心，化天下”的“集体无意识”，此即“神道设教”之根本意义所在。大庙修缮竣工后，于明万历三十四年孟夏朔日，即公元1606年四月初一这一天在关王庙举行了拜祭庆贺仪式。从碑文中可知有七类共77人参加了此次活动，即代王府各王府将军中尉、和府恭人[9]、各府仪宾[10]、信官、抚院本房、广灵、潞城、昌化、和川、宁津、乐昌各王府将军中尉等。考述该碑所记之人物，不能不从明代显赫一时的代王府谈起。

明代的王府分散在各地，明帝的儿子一律封亲王且世袭罔替，并不递降，亲王的儿子都封郡王，以下是镇国将军、镇国中尉等名。皇子成年后，若不能成为太子，就要到自己的封地上去居住，所封之地都是当时较大的城市，藩王将[11]终生在那里度过，不得随意出城或返京。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三子朱桂（时年18岁），原封豫王（1378年），后改封代王（1391年），次年来大同就藩，开始建立代王府。朱桂在大同生活了50多年，经历了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共六代皇帝。其藩王家族世袭情况如下：

“代简王桂，太祖第十三子，母惠妃郭氏。洪武七年七月十八日生，十一年正月初一日封豫王，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改封代王，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之国山西大同府。数以过闻。正统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薨，在位六十九年，享七十三，葬采掠山。妃徐氏，中山武宁王达次女，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册封，宣德二年五月十七日薨，合葬采掠山。”[12]

“正统十一年，桂薨。世子逊煓先卒，孙隐王仕壥嗣。天顺七年薨。子惠王成鍊嗣，弘治二年薨。子聪沫先封武邑王，以肆酒革爵。……居惠王丧，益淫酗，废为庶人，迁太原。久之，惠王妃为疏理，复封武邑王，卒。子懿王俊杖袭封代王。嘉靖六年薨。子昭王充燿嗣。二十六年，充燿薨。子恭王廷埼嗣。万历元年，廷埼薨。子定王鼐鉉嗣，二十二年薨。无子，弟新宁王鼐鈞嗣，薨。子康王鼎渭嗣，崇祯二年薨。再傳至孙傳。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入大同，阖门遇害。”[13]

下面，我们结合史记资料来分析一下碑文中所记人员之情况。参加祭拜的第一类人均为藩地各王府将军中尉等，属军职人员。其中以“俊”字为首的一人，即俊杋，比较上列族系，此人当属代思王世子俊杖之同辈兄弟；以“充”字为首的共十一人，当属俊杖之子代昭王充燿之同辈兄弟；以“廷”字为首的共十七人，当属代懿王长子代恭王廷埼之同辈兄弟。此一类人应为藩王嫡亲族人。第二类人，准确地说是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位朝廷四品官员的夫人——“崔氏”。在碑文所记的人物中，只有这一位女性。由于缺乏相关资料佐证，“崔氏”的身份暂付之阙如。第三类人是各王府仪宾，即贺廷贵、武进儒、齐尚文三人，均为宗室亲王、郡王之婿。第四类人是信官，共二十四人。第五类人是任抚院之职的本家族亲，计有左朝宗、闫昭、孙应元、牛应麟、刘官、赵堒、张以德七人。第六类人是代王府六个分支王府的军职人员，共二十人。至于广灵、潞城、昌化、河川、宁津、乐昌等六个王府，皆为代王朱桂的嫡亲子孙分封郡王之府。据《明史》“职官志”载：“凡武官六品，其勋十有二。……散阶三十。从二品，初授镇国将军，陞授定国将军，加授奉国将军。”[14]可知碑文之撰者鼐铣的官职是从二品。又，碑成时间为大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据上引材料“万历元年，廷埼薨。子定王鼐鉉嗣，二十二年（1594）薨。无子，弟新宁王鼐鈞嗣。”从时间跨度推测（仅十二年），鼐铣当为代恭王廷埼之子代定王鼐鉉、弟新宁王鼐鈞之同辈兄弟。

三、《谒忠勇武安王庙六首》诗碑考述

关王庙正殿前有《谒忠勇武安王庙六首》诗碑一通。碑高70厘米，宽156厘米，厚17厘米。碑文右起竖书，正书，正文321字（碑文详见附碑2）。

碑文撰者霍鹏，《云中郡志》载：“直隶陉县人。丁丑进士。万历三十三年任。”霍下一任巡抚为江可受：“湖北黄梅县人。庚辰进士。万历三十八年任。”[15]故霍鹏任大同巡抚时间段为1605－1610年，换句话说，此碑成碑时间当在1605－1610年间。

大同“三面临边，最号要害。东连上古，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实京师之藩屏，中原之保障。”[16]故明代设为“九边重镇”[17]之一。“自辽东至甘肃，诸边皆有北虏侵扰之害。已设镇守太监、总兵，专司军政，又命都御史巡抚其地，以治民事。独大同巡抚兼赞理军务之柄，视他边尤为切要。非兼资文武之士，不以轻授。”[18]可见，明代大同巡抚的地位非常重要，位高权重，所到之处，各地官员无不敬畏有加，故择人甚严。查《明史》“职官志”可知，明设“巡抚大同地方赞理军务一员。初与宣府共一巡抚，后或分或并。成化十年复专设，加赞理军务。”[19]又，明“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20]可知霍鹏是明万历年间官居正四品，且手握兵权巡抚大同的一位重要官员。

霍鹏身份已明，又可证前引《大同县志》“壁间有明巡抚翟鹏谒庙诗碣”材料不确。据《云中郡志》载：“翟鹏：直隶抚宁卫人。正德戊辰进士，兵部尚书。嘉靖二十一年任。”[21]从二人官职与任职时间看，“翟鹏”当为“霍鹏”无疑。由此，亦知在使用地方文献资料时应慎而用之，不可不加分析考证便信手拈来。

除却是碑所记六首七言律诗，霍鹏在任期间，尚有其他诗文存世，据《云中郡志》载，有《修阳和城南关记》、《重修兴云桥记》（见《云中郡志》卷十三《艺文志·碑记》）；《塞上吟》（二首）、《白登台怀古》、《阳和公署》（二首）、《登朔州楼》、《广昌目击矿监有感》（见《云中郡志》卷十四《艺文志·题咏》）。限于篇幅，此不赘。

另外，诗碑题额所书之“忠勇武安王”的封号是不正确的。以下，我们看一下历代对关羽的封号[22]：

汉后皇帝景耀三年（260 年）九月，追封故前将军关羽壮缪侯。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追封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关某为忠惠公。

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加封武安王。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敕加义勇武安

王。

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加封壮缪义勇武安王。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加封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

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加晋封号：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复原封汉前将军汉寿亭侯。

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年），赐庙曰“忠勇”。明世宗嘉靖十年（1531年）任汉将军汉寿亭侯。

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十月，加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

清顺治九年（1652年）四月，礼部奏准，关帝封号宜有加崇，请如明万历旧典普称帝，奉敕：封“忠义神武大帝”。

由上可知，关羽是在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被加封武安王。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敕加义勇武安王。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加封壮缪义勇武安王。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加封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加晋封号：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此间均无“忠勇武安王”的封号称谓，只是到了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年），方赐庙曰“忠勇”。显然，“忠勇武安王”的封号是将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的封号“武安王”与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年）的庙号“忠勇”杂糅在一起的称谓，历史上关羽并无此封号。严格意义上讲，将此庙称作“关帝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关羽被封帝是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的事，此前宋元年间关羽是以“王”的身份出现的。究其原因，不外以近推远，约定俗成而已。

关羽为东汉末年三国纷争时的一员显赫武将，对蜀汉政权的建立立有汗马功劳，对刘备忠贞不二。关羽死后，历代统治者皆以其“忠义”之名大加封谥，由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褒封不尽。

碑文所记六首七言律诗之内容，或据历史小说，或依民间传说，着力为人们打造了一位忠肝义胆、神威无敌的人神形象。像诗中提到的“桃园三结义”、“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斩颜良诛文丑”、“水淹七军”、“许田射鹿”、“夜读春秋”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三国故事。有意思的是，在最后一首诗中竟然囊括了三个故事，即“夜读春秋”、“千里走单骑”和“关公战蚩尤”。前两个均取材于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而“蒲坡盐池风雨少，至今人说破蚩尤”则源于民间传说。

《解梁关帝志》载：“宋政和中，解州解池盐，至期而败，课辄不登，帝召虚静真人询之。奏曰：‘此蚩尤神暴也。’帝曰：‘谁能胜之？’曰：‘关帅可。臣已敕之矣。’寻解州奏大风霆揠巨木，已而霁，则池水平如镜，盐复课矣。帝召虚静劳之曰：‘关帅可得见乎？’曰：‘可。’俄而见大身克庭，帝惧，拈一崇宁钱投之曰：‘已为信，明日封崇宁真君。’”[23]又：“明宪崇成化十七年，颁祭敕云：‘惟神天挺英豪而号万人之敌，理涵麟史，以兴一国之图，酬德报功，烈侯嘉谥。逮于大宋，敕令灵魂，复统阴府之兵，剿灭蚩尤之怪，妖气既绝，旱虐随消，天降甘霖。池盈盐水，生民获利，国课充输。公快私忻，为神是赖。尤冀佑皇图之永固，更希眷灵之悠长。遣使达诚，持香致敬灵威显赫，昭格是析。”[24]对于第一条引例，（元）胡琦专有《解池斩妖考辨》一文[25]予以考证，所得结论为“琦谓解池神怪之说：参诸前史，止称有八年之水，君臣以修复而称贺。无召天师平崇之文，而两出于传记小说，一见于祥符时，一见于崇宁时，二天师之力，居多想多，张氏世济其说者也。”显然，胡琦认为关羽解池斩妖之说无史实可证，属于传记小说的无稽之谈，而《解梁关帝志》之编纂者张镇为之推波助澜而已。

其实，对于民俗信仰来说，很多时候是不能使用考据手段予以解释的。哪怕真的是空穴来风，但只要能够满足现世中芸芸众生的现实需求，“李鬼”的故事便会不断上演。这时，假的往往就会变成真的。晋北人民长期生活在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祈求和平安定，神灵崇拜就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需要有“关羽”这位中国的“战神”来护佑他们，哪怕只是精神上的一丝安慰，况且，这位“战神”还是山西老乡。于是，大庙之前，善男信女云集，或献供还愿，或顶礼膜拜，或祭祀布施，累代崇祀，有增无减。其实，不光是弱小的百姓需要“关羽”,只要我们注意一下前文所记历代对于“关羽”的封号，就会明白统治阶级同样也需要这位“人神”。某种意义上，正是历代统治阶级直接参与了这次工程浩大的造神运动，文中所引第二例即是一证。“形而上”上下附会，演变而成“万能神”；“形而下”各取所需，为己服务。正如明代王世贞所言：“……关壮缪侯初不闻神，至宋崇宁时以破蚩尤，复盐池见灵，遂封为崇宁真君。今香火徧天下，儿童妇女皆知崇重，则其神之久且大，人乌从而测之也。”[26]正是历代帝王们的推崇，使得关羽由人到神而王，并附会其诸多传奇的经历，导致关羽的地位无比显赫，最终不但成为民间供奉的神明，而且成为国家祭祀的高级神祇，还充当了皇家的保护神。

明清时代，关羽极显，有“武王”、“武圣人”之尊，俨然与“文王”、“文圣人”孔子并肩而立。由于关帝被说成有司命禄、佑科举、治病除灾、驱邪避恶、诛罚叛逆、巡察冥司，乃至招财进宝、庇护商贾等“万能法力”，所以，民间各行各业，妇孺老幼，无不对“万能之神”关羽顶礼膜拜。过去，大同每年农历五月十三和六月二十三举行两次庙会。如“五月十三日，民间祭飨关王庙。有幼儿女者，枷锁其项，以为免罪。凡三日，城中鼓声不绝。虽藩府亦然。”[2“7]六月二十三日：布行祀关帝，仪极丰隆。献戏之外，又扮架戏十数出，举国若狂。颇有虑男女同途者，惟礼义自守之家能自禁约。至其奉帝君神像随架戏遍历街衢，殊为不敬。屡经名人晓导，间有自知其非者，然积习已久，猝难遽变。”[28]再者，经过艺术变形，关羽已成为义气千秋、忠贞不二、见义勇为的英雄符号。如《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成为旧时江湖义气的楷模，人们心目中崇拜的偶像。从统治阶级方面来说，用集忠、孝、节、义于一身的关羽，来“教化”亿万臣民，更是强化封建统治得再好不过的“灵丹妙药”了。

四、结语

大庙角关王庙，是大同唯一一座留存至今的元代神庙建筑。无论从其建筑形制来说，还是从其蕴含的民俗意义来讲，无疑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传统是自足的、线性的，割裂其中的任何一段，都将给本民族的精神内核造成莫大的创伤。肯定其价值之余，我们不禁想到有这样一句话，即“意识往往落后于社会的发展”，为了验证其是否正确，我们曾经勇敢地付出了不可计数的惨痛代价，如文中提到的原大庙门前的一对铁狮，大殿前的铁经幢，大殿中1500斤重的铁钟便一股脑地淹没在1958年的“大炼钢铁”洪流中，1959年又将大同唯一的一座元代大庙戏台拆毁，最后只剩下残破的大殿在风雨飘零中孤独地呻吟。一刹那间，历史在喧嚣中变得沉寂。所幸，当前大同正进行着史无前例地恢复古城工程，随着明代古城墙青灰色的身影重新映入新时代的大同人眼帘，随着华严寺、善化寺、法华寺、关王庙等拂去历史厚厚的灰尘，重新以俊朗挺拔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一大批珍贵的历史遗迹终于有望得以恢复，似乎遥远的过去与触手可及的现在此时完成了完满对接，历史此刻重新恢复了常态。然而，曾经的教训似乎还没有走得太远，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还很多，毕竟“补课”不及未雨绸缪。这，即此篇文章撰写之初衷所在。

附碑(1)

重修义男圣贤庙记镇国中尉鼐铣沐手书

历粤庙貌，乘来远矣。殿廊耸翠，曲制恢宏，奇观佳境。初非一时经一人营也。迄今王府宗仪官宦信士协力虔心，立会输材，累乡储积，首重圣诞，献供事醮，布余(与)斋众。迩来正殿风雨颓触，会中启建，回仍旧基，稳脊宝瓶，毁坏者更换之，椽木砖甃残缺者增补之。妆化琉璃，绘事藻梲，靡不缘力尽心，鸠工督众，焕然聿新，瞻眺成迅，怖愳（惧）神威，灵显参赞，义贯古今，忠掀天地，英铭鼎□，志扶炎汉，虽恨三分，翊翼皇明，万寿无期，边疆永赖，勒石播音。

郡人曹桐撰

代藩各王府将军中尉等

俊杋充奖充烁充□充婒充□充鯤充炉充□充□廷堘廷垐

廷罿廷□廷□廷椎廷柳兑溪廷□廷

□廷□

和府恭人崔氏

各府仪宾贺廷贵武进儒齐尚文

信官牛世科崔汗臣李天伏刘尚艮陶清马一邻马鸣陛马鸣谷鲁兆孔

抚院本房左朝宗闫昭孙应元牛应麟刘官赵堒张以德

代藩广灵潞城昌化和川宁津乐昌王府将军中尉和会等

后档梅轩充鳢南川霍山充艺两江廷壚廷□连山廷多震鄰廷荛蒲泉

廷□竹圃廷圯玉亭廷□澄源桂亭鼐镐峪泉鼐□崑泉鼐钡龙岗鼐□嵘泉龙江鼐釽渭江鼐□澄江鼐矟廉庵龙楼

信官孙天禄恒野马珮南楼葛守德润堂谈宗武午泉李文臣冀川鲁□东桥

路宁方溪梁秉懿执斋杨栋林溪董安林圃孟冬南园许登高怀亭孙仲举乐庵杨一松兑楼康官淮溪

本庙住持道士程居祥袁居贤袁居善

大明万历三十四年岁次丙午朔孟夏吉日勒石匠张甫程柏

附碑(2)

谒忠勇武安王庙六首即汉寿亭侯祠

武安王庙枕城园，河北江南号虎臣。地接桃园花绽雨，门连榆塞鸟啼春。

才驱张葛称三杰，力斩颜文敌万人。凛凛神威千古在，长令国士荐青苹。

遥传家谱继龙廷，为辅炎刘誓效忠。三国封侯金印重，五关斩将宝刀雄。

但擒于禁留奇计，宁藉周仓建大功。庄诵辞曹书一纸，丹心如日照天中。

蚕眉凤眼美髯鬚，荡寇行军与众殊。谋破黄巾占胜算，志扶赤运见雄国。

只知马赵方齐驾，岂有黥彭敢并驱。假使天心重祚汉，并吴伐魏复东都。

绿袍赤兔手提刀，千里横行为国劳。涿郡从龙初佐汉，许田射鹿欲吞曹。

谁夸云雨冲池远，自掌雷霆贯斗高。此日入祠何所听，英风烈烈起松涛。

奕奕索宁殿聚尊，君侯崛起翔乾坤。解围白马名犹盛，誓结乌牛义尚存。

曹操畏威思徙地，孙权讲信顾求婚。机应复汉终偏蜀，鼎足三分世所论。

当年拜汉寿亭侯，报主提兵显壮猷。魏府缄金光日月，胡庄秉烛阅春秋。

节□荆楚君恩渥，辇护甘糜将略优。蒲坡盐池风雨少，至今人说破蚩尤。

钦差巡抚大同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井陉霍鹏拜谨书。

[1]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有24个：北京、承德、大同、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绍兴、泉州、景德镇、曲阜、洛阳、开封、江陵、长沙、广州、桂林、成都、遵义、昆明、大理、拉萨、西安、延安。

[2]姚斌著《边塞风情·晋北民俗》，载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大同今古》，2002年第4期。

[3][清]黎中辅纂、许殿玺校注《大同县志》卷十九《艺文上·重修关帝庙碑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57页。

[4]关王庙隔街与庙门相望原建有六柱五口三面观戏台一座，为大同最早的元代戏台，明、清两代多次修葺。明隆庆年间（1567—1572）代恭王朱廷琦在戏台后墙上增建“龙鳞照壁”一座。此龙鳞照壁建国后仍在戏台的中墙壁上，完好无缺。此戏台规模宏伟，台基长、宽各五丈，飞檐大柱，雕梁画栋，镌刻精美，古色古香，椽前作元宝形歇山顶。台前、台左、台右均有空地，人们可以从各个方向看戏。大庙正门台阶高且宽敞，台基上可容纳数百人，是极好的看台，可惜毁于1959年。现在的庙前戏台系大同市城区原皇城街戏台，清顺治年间，在代王府崇信门的废墟上，为九龙壁酬龙祈雨献戏而建。见姚斌著《大同今古》之《塞上春秋·关羽与大庙》，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2001年第4期。该戏台于2008年5月24日至6月8日由代王府崇信门原址落架迁至大庙角关王庙前。为使大庙建筑群落保持完整性，今在此一并予以介绍。

[5]《大同县志》卷五《营建·祠祀·关帝庙》，第94页。

[6]姚斌著《塞上春秋·关羽与大庙》，载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大同今古》，2001年第4期。

[7]原山门两侧钟鼓悬于木架上，“仿古法作凫氏之钟，计千五百斤有奇，衅于秋八月之良辰，其声大而远，信乎，神灵之克享也。”见《大同县志》卷十九“艺文上”《重修关帝庙碑记》，第557页。钟毁于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

[8][清]李焕斗纂修《广灵县志》卷十《艺文志·重修关帝庙募引》，广灵县志办公室重印（内部发行），1989年，第170页。

[9]古时命妇封号之一。“外命妇之号九。公曰某国夫人。侯曰某侯夫人。伯曰某伯夫人。一品曰夫人，后称一品夫人。三品曰淑人。四品曰恭人。五品曰宜人。六品曰安人。七品曰孺人。”见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七十二《志第四十八·职官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1737页。

[10]“驸马都尉，位在伯上。凡尚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并曰驸马都尉。其尚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者，并曰仪宾。岁禄各有差，皆不得与政事。”见《明史》卷七十六《志第五十二·职官五》，第1856页。“明年又更定公主、郡主封号、婚仪及驸马、仪宾品秩。”见《续通典·礼十四》卷五十八，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

[11]“明太祖定天下之三年，惩宋元孤立，失古封建意，于是择名城大都，豫王诸子，待其壮而遣就藩服。若秦西安、晋太原、燕北平其最也。越数年，续封于秦者，为庆为肃。于晋者，为谷为代。于燕者，为辽为宁。环边万里，匝于三陲，以固磐石。盖由建都应天，去西北辽远，非亲子弟不足以镇抚而悍外患。其他则分王内地，用资夹辅焉。”见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上册《分封藩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4~65页。

[12][明]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卷三十二《同姓诸王表》，中华书局，1985年，第571~572页。

[13]《明史》卷一百十七《列传第五·诸王二》，第3581~3583页。

[14]《明史》卷七十二《志四十八·职官一》，第1751页。

[15][清]胡文烨撰《云中郡志》卷五《文职·秩官志·巡抚》，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1988年，第189页。

[16][明]张钦纂修《大同府志》卷一“形胜”，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内部发行），1987年点校本，第10页。

[17]“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

……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见《明史》卷九十一《志第六十七·兵三》，第2235页。

[18]《大同府志》卷七“巡按”，第120页。

[19]《明史》卷七十三《志第四十九·职官二》，第1777页。

[20]《明史》卷七十三《志第四十九·职官二》，第1767页。

[21]《云中郡志》卷五《秩官志·明总督》，第184页。[22][清]张镇编纂，宋万忠、武建华标点注释《解梁关帝志》卷一《封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5~68页。

[23]《解梁关帝志》卷一《灵异·破蚩尤》，第85~86页。

[24]《解梁关帝志》卷一《封号》，第66~67页。[25]《解梁关帝志》卷二《考辨》，第105页。

[26]《解梁关帝志》卷二《壮缪侯为神考辨》，第111页。

[27]《大同府志》卷一《风俗》，第22~23页。

[28]《大同县志》卷八《风土·节序》，第166~167页。

（作者系山西大同大学文史学院讲师，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在读博士生）